觅踪大庆关之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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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荔水果

2022-08-16 00:37:55 转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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觅踪大庆关之2

雄关故桥扼险津

——觅踪大庆关之二

原创/拜啸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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沿着起伏坎坷的乡间土路，颤颤巍巍、小心翼翼地开车越过防汛堤坝，进入眼帘的是绿格盈盈的红萝卜地，养眼而喜人。有农人正在田地里收获山药，询问大庆关遗址还有多远，竟无一人知晓，满脸的茫然情绪。

我和砚岭先生沿着百度导航路线向东而行。砚岭先生问：“大庆关是什么样的关口，很少听说。”我说：“大庆关是古代控制从大荔去往山西、河北，甚至东北的黄河津关。” 砚岭先生又问：“为什么古代会在今天大荔和永济这个位置设立大庆关，而不在北边的合阳、南边的华阴一带？”

我从三个方面给砚岭先生作了阐释:从军事地理来说，北边黄河两侧多为黄土台塬，沟壑纵横，土原与河道高低落差较大，通行难度大；南边东有中条山阻隔，西有洛河、渭河环抱；水面不宽，水流缓慢是这一带得天独厚的特点；从物产经济来说，西岸是“天府之国”关中盆地，东岸是“三晋粮仓”晋南盆地；从民俗文化来说，晋南和关中语言、民俗接近。

除了以上，一个搞航拍的朋友说，从高空俯瞰关中东部平原和晋南平原，像一只鹰的两翼，黄河西岸大荔赵渡镇一带（古代临晋关的大略位置）的黄河象是鹰的头，控制了头，就控制了鹰。

唐玄宗时期的中书令张说在其《临晋渡赞》中曰：“（临晋关）隔秦称寨，临晋名关，关西之要冲，河东之辐辏”。即大庆关（临晋关）是个关寨合一之地，是关西的要冲之处，河东的聚焦之处。

黄河“几”字形轨迹由南北向东的拐弯处，历史上有名的古渡口有风陵渡、大禹渡、茅津渡，要津雄关是赫赫有名的关中东大门潼关。大庆关是仅次于潼关的重要津关，是因水渡之要而生的“要道重关”。

大庆关鲜为今人所知，是因为其在明清以后的没落。宋末元初的史学家胡三省认为：“蓋因西有陇关，东游函谷关，南有武关，北有临晋关（即大庆关），西南有散关，秦地居其中，故谓之关中。”大庆关在历史上不仅对关中影响巨大，而且是逐鹿中原的战略要津，是以黄河为天堑的关隘，不同于以山势险峻而居的关中其它八个“险隘雄关”。

大庆关之名，始于北宋大中祥符四年（公元1011年），距今已千年以上。“大中祥符”，是宋朝第三任皇帝宋真宗赵恒的第三个年号，是个特立独行的年号，其名源自于赵恒伪造的天书——《大中祥符》三篇。

赵恒是赵光义的第三子，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的侄子，初名赵德昌，后改名元休、元侃，其子是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人文鼎盛的宋仁宗赵祯。赵恒即位之初，对外也曾亲征澶州（今河南濮阳西南），击败辽军，对内反腐倡廉，发展经济，将北宋的政治、经济推向鼎盛巅峰，史称“咸平之治”；中后期其热衷于“拜天求道”“伪造天书”“封禅名山”……

这些今人可笑举动的背后，赵恒皇帝还是个浪漫的“文艺青年”，给后世留下一句人尽皆知的名言——“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千株栗，书中车马多如簇”。

其实这一时期留给后世的不仅只有赵恒皇帝的名言，今天的秦腔戏曲中，有一文一武两个人物，是宋真宗赵恒朝的名臣：文臣为戏曲中的“寇老西儿”，是对宋辽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的主战派名相，即今天渭南人熟知的“东府三圣”之一的下邽人寇准；武将为戏曲《杨家将》中忠臣杨六郎的原型——杨延朗，是积极抵抗辽军入侵，保边关安宁的主力将领。

“大庆关”之名的来历，众说纷纭，有三种传说：一说与北宋“普天大庆”赵恒营造的“受命于天，世祚长久”盛世有关；一说与“普天大庆”赵恒伪造的《大中祥符》天书从天而降有关；还有一说是赵恒过临晋关前往山西万荣祭祀地母“后土”，期间龙颜大悦，回京都后给文武百官加薪，特诏允许臣民聚会宴饮三日以示“大庆”，至于赵真祭祀地母“后土”时遇到了什么样的祥瑞之兆，或遇到了什么使其心情愉悦的事件，典籍并无明确的记载。

北宋大中祥符四年（公元1011年）之前，大庆关或名临晋关，或名蒲坂关、蒲津关、蒲关，实则是因黄河东西两岸地名的不同称呼而已，河东渡口在蒲坂古郡（今山西永济）故称“蒲津关”，河西渡口在临晋县故称“临晋关”，都是因河而雄的“河关”。

大庆关的前身临晋关，是因“河渡”而生、而名的。

传说最早从临晋渡黄河的，是商代末期的周文王，其率兵从此东渡黄河，大败耆国（今山西省长治西南一带）。

史籍记载从临晋关黄河上连舟架桥渡河的，是500余年后春秋后期秦桓公的小儿子秦后子。《史记•春秋•左传》记载：“鲁昭公元年（公元前541年），秦后子出晋……造舟于河，自雍及绛”。

秦后子赵鍼，是秦桓公赵荣（先秦男子不称姓而称氏，“嬴”虽为秦姓，但只代表部落的名称，氏“赵”才是对外的称呼，故不称嬴荣，而称赵荣）的幼子，秦桓公时，秦后子“封于徴（即北徴，今陕西澄城县西南）、衙（即彭衙，今陕西澄城县西北）”，其奔晋之后，晋平公“封于裴乡（今山西闻喜县一带）”。

赵鍼从小备受其父秦桓公的宠爱，父亡后他的同母哥哥秦景公赵石即位，或因谗言诬陷挑拨，或因秦桓公过宠惹忌，母亲怕他被逐或被杀，劝他离开秦国，投奔晋国避难。秦后子在黄河上造舟架浮桥的目的，民间传说为了运送他的上千辆辎重车，史籍记载是为了“运送酬币”。

《春秋》记载“秦后子奔晋，享晋侯，雍（今陕西凤翔东南一带）至绛（今山西侯马一带），十里置驿，归取酬币终事八返。”即运送“酬币”的车辆往返了八次。

所谓“酬币”，就是秦后子“奔晋”时，给晋平公晋彪所供奉的见面礼。《礼仪注疏•卷二•士冠礼》曰：“饮宾客而从之以财货曰酬”，注释曰：“主人酬宾，当奠酬之节，行之以财货也”，又曰：“天子酬诸侯，诸侯相酬以此玉将币也。”而“酬币之法，尊卑献数多少不同，及其酬币，唯于奠酬之节一行而已。”

最早从临晋一带黄河大规模渡兵的，是史称“西戎霸主”的秦穆公。《左传•（晋）文公三年（公元前625年）》记载：“秦伯伐晋，济河焚舟，取王官，及郊，晋人不出。遂自茅津济，封殽尸而还。”

对于此事的来龙去脉，《史记•秦本纪》的记载更为详尽——

公元前627年夏四月，秦穆公率军伐郑国，在灭滑国（国都两个，一在“滑”，即今河南睢县一带；一在“费”，即今河南偃师附近）回师的路上，晋军出奇兵从茅津渡（因黄河岸古茅城而名，位于今山西运城市平陆县城南茅津村，南岸为今河南三门峡会兴镇）自北而南过黄河，大败秦军于殽山，史称“秦晋殽山之战”。公元626年穆公亲征，秦军仍以孟明视为将，率军从临晋渡过黄河后，下令焚毁所有渡船，以示有进无退、誓死必胜的决心，一举攻破了王官城，到了都城郊外，晋襄公四境坚守，不与秦军交战，无奈之下秦军拉着殽山战死者的尸体，从临晋之南的茅津渡过黄河回到秦国。公元前625年春二月，秦穆公命孟明视为将，欲报殽山兵败之仇率军伐晋，又被晋军在彭衙（今山西侯马一带）打败。

秦穆公“济河焚舟，誓死而战”从临晋渡黄河并没有桥的记载，应该是舟渡。“临晋渡口”地位的提升和筑关，源于战国初期的军事家吴起，是魏国战略西进的需求。

春秋后期，晋国王室衰微，王权被架空，大权由赵、魏、韩、智、范、中行氏“六卿”掌控。“六卿”彼此之间争夺地盘，互相攻伐，此消彼长。到公元前453年，只剩下赵、魏、韩三家依然坚挺强劲。50年后周威烈王默认了赵、魏、韩三家实际控制晋国的现实，封赵、魏、韩为诸侯国，史称“三家分晋”。嗣后，赵、魏、韩与秦、齐、燕、赵进入七国争雄的战国时代。魏国与黄河西岸的近邻秦国征伐不断，魏文侯起用吴起时，魏国打过黄河，占领秦国河西城寨，建立河西郡。

据《帝王世纪》《竹书纪年》和《史记》的记载，最早在临晋渡口一带设的津关，就称“临晋关”。《史记•魏》记载：“战国初，魏文侯任吴起为将，克河西秦地，筑临晋关，置西河郡。”大荔沙苑一带的民间，至今还在流传魏吴起筑吴城（后称吴起城）、秦“沙捺吴起”的故事。

吴起克秦河西的年代，秦国处于“四代乱政”的后秦惠公赵仁时期，士族大夫内斗，王权势微力衰，魏国对秦河西之地觊觎已久。公元前409年，经丞相翟璜举荐，魏文侯魏斯任命吴起为主将，攻打黄河以西的秦国。吴起攻克了秦国的临晋（今陕西大荔县东）、元里（今陕西澄城县南）并筑城，之后一路向南打到洛阴（今陕西大荔县南），向西南打到郑县（今陕西华县）、向北打到郃阳（今陕西合阳县东南），攻克大片河西秦地，魏在黄河以西设立西河郡，任吴起为河西郡守。吴起为西河郡守期间改革魏国兵制，创立了闻名史册的“武卒制”，修筑了吴起城和临晋关，以防御秦国的进攻。

魏武侯魏击即位后，平民出身的“鬼谷学派”与孔子弟子子夏为代表的“西河学派”的争斗悄然而起，好功名的吴起因与丞相公叔痤争夺权力、功名，受排挤失去魏武侯魏击的重用。吴起弃魏奔楚后，魏国连战连败，无奈将河西地送给了后秦惠王，以示“结盟同好”，秦国在黄河西岸设关据守，仍以县名临晋称关为“临晋关”。

自此后，临晋渡不再只是一个连通黄河东西两岸的普通渡口，成为具有军事防御功能的“关隘要津”关口。

临晋关的浮桥，政治避难“奔晋”的秦后子赵鍼，为运送给晋平公晋彪的“酬币”，在临晋一带黄河上所架的浮桥，应该是应急、简易、一次性的浮桥。真正称得上像样的浮桥，是奠定了“秦灭六国之基”的秦昭襄王嬴稷。《史记•秦本纪》记载：“昭襄王五十年（公元前257年），初作河桥。”张守节《史记•正义》释：“此桥在同州临晋县东，渡河至蒲州。”

嬴稷，就是前几年火爆荧屏的电视剧《芈月传》中宣太后芈八子的儿子，其在位56年，致力为秦国描绘“统一”的宏伟蓝图，远交近攻，倾力征伐，东出秦陇，并击魏楚，取得魏国的河东和南阳，楚国的黔中和都城郢；以鄢郢之战、华阳之战、伊阙之战、长平之战，打残了超级强国齐国，打得准超级强国赵国、楚国也是上气不接下气，攻陷洛邑灭了东周王朝，迁九鼎于咸阳制造统一舆论……

而秦国在黄河上架浮桥的“昭襄王五十年”，是一个特殊的年份。这一年是白起“长平之战”坑杀二十四万赵国俘虏的年份，也是白起抗命拒绝攻打邯郸，“君臣忌恨”秦昭襄王赐死白起的年份；还是秦昭襄王从一路高歌、攻城略地走向昏招频出、丟城失地的转折年份……

有人说，临晋关的设立，以及关上浮桥的建立，既是“秦晋之好”的桥梁，也是“秦晋相争”的扼要。

秦穆公为了和晋国搞好关系，娶了晋献公的长女伯姬，又将自己的宗女嫁给在秦为质的太子圉（养马的人），将宗女嫁给在诸侯国四处逃亡避乱的公子重耳，又帮其归晋为君，成就霸业，史称“晋文公”。晋文公在位期间，秦晋和睦相处，留下“秦晋之好”的千古佳话，也留下秦太子渭河边送舅舅重耳，甥舅情深的温情诗意《渭阳》，至今其遗韵还留在大荔人对母亲娘家的称谓里——“渭家”“渭家婆”“渭家爷”。

秦国东扩，晋国西进，临晋关都是双方激烈争夺之地。晋文公重耳去世后，“秦晋之好”走到了尽头，文公之子晋襄公“败秦于殽”（即潼关之东的殽山一带），而且俘虏了秦国的三员大将“孟明视、西乞秫、白乙丙”，之后双方战事不断，各有胜败，比如史载的“令狐之役”（今山西临猗北）秦军大败，“武城之战”（今渭南华州西）晋军大败，“少梁之战”（今陕西韩城南）秦军大败，“曲沃之战”（今山西闻喜东）晋军大败……秦桓公时，晋国趁秦内乱，合纵伐秦，将秦军一路打回泾河；到秦景公时，晋国甚至一度打到泾河以西地区；直到秦献公时，晋国分裂为魏韩赵三国，秦国才得以再次东扩；至秦惠文君，魏虽将河西之地还给秦国，依然满足不了秦国崛起东扩野心，黄河以东大片土地归入秦国。

秦国之所以在“昭襄王五十年”于临晋黄河上架“浮桥”，或许与邯郸久攻不克，魏楚联手援赵有关，或许与魏楚联军乘胜进击河东（进山西省西南地区）有关，或许与赵、魏、楚、韩联军从秦国手中争夺、收复魏国之河东郡、安阳、汾城，赵国之太原郡、皮牢、武安，韩国之上党郡、汝南有关……尤其上党郡、太原郡、河东郡的失去，使秦国的疆域又回到了函谷关以西的态势，这是秦国最不愿意看到的。临晋黄河上架浮桥，正是应对这种军事战略被动，缓解后勤补给压力的需求，因为南边的茅津渡、风陵渡、大禹渡水形复杂、地形险要，北边的夏阳渡不在交通要道，龙门渡距离太远……

远古的春秋战国时期，“临晋渡”是因战争的需求而产生的，而且这一时期，黄河西岸的“临晋”战略位置要高于东面的蒲坂，因为这一时期大的战略态势是：秦国一直向东发展。发源于东夷的边陲小部落“秦部落”，是武王周乙“西征”时，被从今天山东的曲阜、费县、范县一带秦人的发源地，西迁到甘陕交界的边陲西犬丘（今甘肃天水一带），后因某一支系祖先“赵非子”（父大骆）善于养马闻名而获得好运。《史记秦本纪》记载：“非子居犬丘，好马及蓄，善养息之”，“周孝王招使主马于汧渭之间（今陕西扶风与眉县之间）”，即“赵非子”替周孝王在今宝鸡千阳县关山牧场一带养马。周平王东迁洛阳时，养马的秦部落忠心护卫，因拱卫有功被封为诸侯国。此后秦人从甘陇走向关中，先建都于雍（今宝鸡凤翔南），秦孝公嬴驷商鞅变法后迁都咸阳，而“伐灭六国，逐鹿中原，统一华夏”是秦帝国的宏大政治抱负。

自魏国后，西汉、魏晋南北朝、隋、唐，均在此地的黄河上连舟建立浮梁，设有辖制渡口的“要津之关”，西汉以前名“临晋关”，汉武帝时常经此过黄河去山西万荣祭祀地亩“后土”，因临晋关位于通往河东蒲坂的津渡，改称“蒲津关”或“蒲坂关”，简称“蒲关”，或沿用临晋关旧称。关名的变化，既有两岸城池地位变化的原因，也有不同的战略需求，除了唐代，大都与战争的需求密切相关。

在这些战火烽烟弥漫的临晋关古渡里，我内心深处更为惦念的，还是历史河流两岸那种“落日西风送棹讴，行人无数立沙头”的情景和意象，无论你在干什么，在归途的夕阳下，观看着和自己一样等待渡船的行者，听着摆渡船家一边划船，一边欢快地唱着歌谣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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